本文作者李橦简介
1963至1970年在北京大学读书,获得北京大学学士学位。1970至1978年赴河北省阜城县插队落户,曾担任当地的中学教师,后到当地化肥厂工作。1979至1982年获得北京大学硕士学位。1983至1985年获得北京大学博士学位。后赴美发展,现在《美国化学文摘社》任科技情报高级分析师。现退休定居于西雅图。

 

《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发动50周年。当年的北京大学,从“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开始,就处在了这场运动旋涡的中心。笔者那时二十出头,是北大化学系三年级学生,经历了文革全过程,有许多刻骨铭心、不可磨灭的回忆。而其中的高潮,也是最惨烈最荒唐的一幕,就是68年武斗四个月。68年初,全国都从“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变成了“打派仗”。北京大学也分成支持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和反对她的“井冈山兵团”两大派。聂元梓是文革中响当当的五大学生领袖之首,本身并不是学生,文革前为哲学系党总支书记。1966年5月25日她率先带领其它6人贴出反对陆平校党委的大字报,被毛赞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播放全国,点燃火种,由此,文化大革命铺天盖地席卷而来。聂有毛和中央文革作后台,当上北大校文革主任、北京市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红得发紫、权倾一时。新北大公社是聂元梓的嫡系部队,1967年5月成立,在聂的保护伞下,有钱有权,财大气粗,处于明显的优势。但聂的独道专行排斥异己作风引起很多人不满,反对她的五个组织联合,在67年8月成立了井冈山兵团。虽说有点乌合之众的意思,却也占了半壁江山,越战越勇。

到1968年3月,内战已经打了大半年,主要是靠大字报、大喇叭交锋,打“语录仗”。双方都说自己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是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井冈山说聂元梓指导的校文革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北大公社则说井冈山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保皇派,两边你死我活、势不两立。堂堂的文化学府,充满了暴戾之气。

学校从1966年6月起,就没再上课,教师学生都是全职运动员,我们年级120个学生,加入井冈山有约70人,三个战斗队,新北大公社约50人。我是井冈山兵团的一个战斗队队长。这双方同学,虽然在一个教室上了两年多的课,分派以后彼此视若仇敌,成了冤家对头,都是自己一派组织的骨干铁杆。尤其是井冈山这一边,编号0363,在学校赫赫有名,是聂元梓新北大公社的心头大患。我们住在31楼的男生,早已按派别自行调整了宿舍,各自活动,见面除了怒目而视,就是恶语相加。

聂元梓和她的主要助手孙蓬一动用了一切组织的、宣传的、财政的力量,想把井冈山面置于死地、摧毁砸烂,可就是不能随心所愿。到了1968年初,武斗的烽火已经燃遍全国,北京是皇城根下,表面还算平静,只有些零星摩擦。聂孙在文革中炮轰校党委带了头、炮轰邓小平带了头,这一次又要带头酝酿大动作,开启北京高校武斗的先河。他们成立了一个“文攻武卫指挥部”,由爱将高云鹏任总指挥(高在文革后被判十年徒刑,这是北京高校因武斗而判刑的唯一一例),来个先下手为强,打散、赶走、压垮对立派,毕其功于一役。方法是不宣而战,调动重兵,秘密偷袭,学习日本皇军轰炸珍珠港。目标锁定31楼,这里住着井冈山的铁杆和骨干化学系纵队。

1968年3月28日是星期日,校园里两派的大喇叭已经响了一天,互相指责加杂着谩骂,方圆几里都不堪其扰。总算安静了。我和井冈山的战友们可没像当年美国大兵那样狂欢,照常聊聊天、洗洗睡、进入了梦乡。聂元梓和新北大公社策划的行动动手的时间定在凌晨一点。突然的”咚咚咚”急促的砸门声把我惊醒,我的心蹦蹦乱跳,打开一条门缝,楼道灯火通明,两头各竖起了床铺挡住去路,有几个身穿黄衣服、头戴柳条帽、手持红缨枪的人在把守,还有几个在挨户砸门。

是新北大公社的人,他们攻搂了!

我知道大事不好,赶紧把门锁上,和同室一起拉床顶住门、穿上裤子衣服夺窗而逃。我们住的是一楼,不费力气,就跑出了31楼。

后来才知道,执行这次行动的是新北大公社西语系战士,编号“红九团”。化学系的红三团那天晚上早已经“悄悄的出楼,打枪的不要”了,只有少数内应,负责在井冈山同学宿舍作记号,以供挨门逐户清理。一般人会以为学英语的都是喝过洋奶、清秀文雅,红九团的战士可不这样,不但写文章特别骁勇善战,还专门打硬仗,有个“钢一连”的称号,实在是一群亡命徒,是校文革的铁拳头,小规模抡胳膊动腿的事总是冲锋在前。
比我们高一年级的四年级的同学没我们运气好,住在二楼,只好翻过窗子,扒着窗台悬下身体跳楼逃命。

后来统计,有至少17个人这么干的。有人摔了轻伤,有些人落地后被公社埋伏的人追打,甚至有一位被扎成气胸。

五年级的老大哥住在三楼,他们本来对运动就不感兴趣,只盼着毕业分配走人,就服从者呵斥,举着手排着队,在红缨枪的威逼下清出31楼,除了身上的衣服,什么都不许带。

我们跌跌撞撞、零零星星跑出来的人不知何去何从,像无头的苍蝇,在31楼周围乱窜。从1963年入大学,宿舍就是家,现在成了丧家之犬!
那天特别黑,人只有到了非常近才看得清对方的脸,一边跑一边喊:“你是谁?我是XXX!”最后,大批人群集中到了31楼南侧的空场,我们找到同派同学,惊魂稍定,交流刚才的经历,脑中一片茫然。以为对立派只是要抄什么东西,等到里面没有动静了,我们几个人向31楼走近,打算回去。
哪知一阵砖头狂扔过来,打到地上弹起来溅到身上,都是剧疼。我们惊慌失措,赶紧后退,这时候左侧的38楼又飞来一阵砖头。只有一个叫姓蔡的同班同学一根筋,非要过去问个究竟。

他虽是井冈山的,但观点温和、反对派斗,结果被新北大公社抓了过去,蒙上眼睛,捆上双臂,带到一个地方,呵斥一顿,棒打一番放掉,连头部都挨了一拳。他以后每描述那次经历,都气愤不已,从此转向铁杆反聂。

净身出户,无处可去,我们瑟瑟发抖,游荡了好长时间。焦急之中总算传来总部指令,攻占32楼!我们一窝蜂冲去,像一伙暴徒,进入这所男生宿舍楼,揣开门挨屋子查人。这个楼住的是中文系的,新北大公社的早已闻风而逃,整座楼立即被井冈山控制。我们这群受害人转眼变成了对别人施害者。

纵队长齐XX指挥分配房间,我们0363的住四楼,几个人随便打开一个房间,以为反正没几天的事,就定下了。与此同时,由后勤处年青工人组成的“海燕”战斗队占领了28楼,那里有井冈山总部和广播台,是心脏。

仍然归心似箭,天亮了,我和几个人又来到31楼附近,想再看看究竟,忽然看见聂元梓陪着一个军人从东边过来,前拥后挤,我们怒火万丈,立即围了过去,大骂“聂破鞋”(聂当时只有四十多岁,已经两次离婚,个人生活不幸,我们却认为这就是生活作风不好,是破鞋)。

我们立即发动武斗,乱成一团。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个人从人群中挤出,奋力向东南跑去,后面一阵喊声“抓住他!抓住他!有人刺聂元梓了!”我们没弄清怎么回事,本能地知道要保护这个人,挡住追赶的路。我们人多势众,他们只好看着那个人一溜烟消失了。

这就是有名的“刺杀聂元梓事件”。“凶手”是我们年级的樊XX、“慨而慷”(我们叫它‘老慷’战斗队)队长、“平型关纵队”成员。

后来到农村插队,我和他分到一个村,“同床”一年半。他那天被赶出楼后,心怀怒火,愤恨难平,记不清手里怎么有一把黑柄螺丝刀,看见聂元梓趾高气扬的样子就挤进去乱捅了一下。没想捅出个大漏子,聂元梓头皮擦了一下,出了血,陪伴她的那个军人是来视察武斗现场的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据说手上也割出了一道痕。于是公社广播台“抓凶手”的呼号铺天盖地不绝于耳,新北大校刊立即拜访摆放聂元梓后脑勺的大照片。什么“头部重伤,鲜血淋淋”,什么“黑把匕首,早有预谋”,说得吓人呼啦。

照片我看过,其实就是擦点皮,抹点红药水就好了。聂元梓却大哭小叫,要死要活,不依不饶,李钟奇这个当年批斗会上一拳把彭德怀打倒在地并踏上了一只脚的勇士,这回竟没能英雄救美,让凶手在自己眼皮子底下逃之夭夭,心中窝火自不必说,信誓旦旦,要把这个“手持黑把匕首”的家伙捉拿归案,给聂这个响当当的“毛女郎”一个说法。

聂头皮被刮受了惊吓,樊的做法十分莽撞,肯定不对。如果她不想高姿态,要口诛笔伐,有这个权利。可是她的目的是转移视线,把事件说成是“武斗的起因”,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连李钟奇也是目标,把挑动武斗的罪责栽赃给井冈山,倒打一耙,蒙骗上层,也蒙骗本派群众,这井冈山就不能接受了。校文革发出”通缉令”,刻意把事情搞大。当晚,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副主任温玉成来北大,一要停止武斗,二要交出凶手,三是慰问老聂。

此后,李钟奇又来北大,老调重弹,还是交凶手,警告“不要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武斗必须在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领导下解决”。

“刺聂”事件给井冈山抬来了被动,但也逼着它挺起了腰杆。以侯XX为首的总部决定,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凶手”就是不交。3·29那天正是双方交换“俘虏”的时候,新北大公社释放了他们长期扣押的井冈山囚犯,这是另一个姓樊的,只是语言上反聂,结果他的膝盖骨被打得粉碎、手指骨被老虎钳夹断、手指甲被钉竹签,完全是学的中美合作所那一套。这个“樊”要是送上去,公社的人还不生吞活剥了。以硬对硬,井冈山也发出两号动员令,回击聂的政治迫害。在当时情况下,这是唯一可取的选择。

聂元梓后来在她的回忆中,竟然多次说北大武斗是“林彪指使谢富治搞的”,描述说“李钟奇头上挨了一拳,打出一个包,匕首扎在我头顶上血顺着脸往下流,我的衣服都是血。对用匕首刺我的人,我从来没进行过追究…谢富治是他的后台。”如此瞎话连天,满口胡言,谢要活着,大概也得给气死。井冈山惹不起谢富治,却不在乎李钟奇,取笑他“李排长”,还管不了我们。其实他是唯一一个接见过井冈山头头、说过井冈山是“革命组织”的人。

我在网上查过,李还真没有当排长的记录,不知是那个家伙编的。井冈山就这样硬顶着,把樊藏在楼里一个地方,绝对保密,连我这个亲密战友也不知道,一直到武斗结束工宣队进校,说这小子死里逃生,真不算夸张。

再说我们占了32楼,就开始安营结寨,建筑工事,像一伙暴徒一样,七手八脚,拆暖气,把暖气片放在窗台上,准备公社进攻时往下砸。有的墙三下五下就凿通了、有的床七手八脚就拆散了,暖气管用来作扎抢。破铁片拼成盔甲,我们的人不知从哪里来的锯子、锉子、螺纹钢,也不知这些能工巧匠哪里学的本事,把洗脸房成了工作间,叮叮咚咚,暖气管装上了头,有的还有红穗穗,没有头的,斜着一锉,出来个尖,长短不齐,人手一支。我也有了自己的红缨枪,其实就是一根斜锯口的暖气管,连棉袄也扎不透,但它我的好伙伴,没事就练练,甩着头转一圈再往前一刺,“杀!”,我睡觉时也把它放在身边。

从31楼被赶出来,我就失去了全部家当,包括语录本,现在,我的红缨枪代替了红宝书。我们“长在红旗下”,从小受教育,爱护公物、遵纪守法,这些观念顷刻抛到九霄云外,国家财产随便毁坏,砸、劈、扔、摔,一点也不心疼,一点也不犹疑,情绪不能控制,怒气、怨气借此发挥,造反派的脾气。

我们丢了家当就用别人的,想拿什么拿什么,翻箱倒柜,比用自己的还顺手,不顺眼就扔,对这种报复心安理得。一夜之间,“乖乖孩”就变成了暴徒。不知谁发了我一件黄棉袄,旧的,当时这玩意很时兴。只要执行任务,我就穿着他,不管天气多热。它一直跟着我到农村插队,油哄哄的,从没洗过。我甚至穿着它去上海,拜见未来的丈母爹丈母娘,让他们大惊失色,以为女儿搭上了小混混,差点坏了我的终身大事。

一楼的房间完全变成工事,窗子用木条钉牢,用卸下的门,木床顶死,用铁丝绑牢。楼上,该砸的砸、该拆的拆,碎石砖块就地取材,堆在窗口。这个时候群龙无首、人多嘴杂、群众的情绪任意发泄、行动最容易被少数人左右,只要有人一呼就有人响应。

自行车和三轮车的内胎也搞来了,两头钉在窗框上,或者绑在床腿上,成了大弹弓,我小时候只玩过小弹弓,现在玩大的,放上半块砖头,对准远处的楼房,比谁射得远,看谁射得准。有人甚至让别人抱住后腰,两个人拉弓。很长时间,这是武斗主要方式。有一次,我们班的吕XX拉弓时砖头打到窗框弹了回来,躲得及时,擦到脸上,留了一个伤疤,好悬!我从此不敢玩了。

3·29武斗事件,井冈山是受害者,在道义上占了上风。但总头头在危乱下应急和决断能力不足、争论不休、不知所措、贻误时机。它的士兵们,一些人采取非理性报复,另一些人如鸟兽散、涌出校园。海淀路,32路汽车排满了逃难的人,大包小包、肩挑背扛的有,自行车驮的也要。
同学们投靠亲戚的、回老家的、寄宿在外校同学处的、完全没有出路的住到地质学院的大教室。当时的地院东方红是北大井岗上的铁哥们、大后方。这些人也可以帮助守楼的人做后勤供应。原来两派混住的宿舍楼都清出来了,属于井冈山的一律撤离。井岗山成立的时候人员号称有六千人之众,但是在武斗中留校坚持的只有区区几百人。

蒯大富在他的回忆中说,北大3·29一场武斗,是聂元梓挑起的,中央支持聂,对立的一派就垮了。基于后一条的错误的信息,他决定效法北大,认为中央首长都批过它的对立面414兵团,打起来对他有利,于是一个月后他在清华发动4·23武斗,想一举摧垮对立面。自此之后,人大、民院等校也起武斗烽烟,北大再次夺回”榜样”地位,掀开北京高校武斗大幕。

(本期未完,下期继续)








 

 

难忘那时候自己一身热血投入战斗

我亲身经历的北京大学武斗往事(上)
 
                                                                   华盛顿州    李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