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予规
           
一九四六年元月生于河南扶沟县一个偏僻落后的农村。一九五九年考入县越调剧团,同年考入省民政厅童声豫剧团,一九六零年随团支援边疆青海。一九七一年调西宁市文化局戏曲研究室,后在戏曲研究室的的基础上成立文学艺术联合会。从事戏剧及小说、等文学创作。系中国作家协会青海分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青海分会会员。西宁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戏剧、戏剧评论、长、中、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 发表一百多万字作品。出版一本散文集“桃花雪”,一本中短篇小说精选“太阳和月亮”。并在北京、上海、四川、山东、青海等地报刊、杂志十多次获奖。
 

《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文化大革命前的各县、市,包括省级的文艺团体,大多是文艺团体自己到小学或街道上,招收那些正上小学和刚读初中的十多岁的小孩子。他(她)们既缺少文化知识的学习,同时,也没得到正规的戏戏曲知识及戏曲理论的培育。进团后所学的,都是从不识几个字、却在舞台上演了一辈子戏的老演员(老师)们那里口传身授中学来的。那些老演员虽没什么文化知识和戏曲理论,可他(她)们却富有深厚的舞台经验。而且,大多身怀绝技。走到哪都能立于不败之地,都能嬴得广大观众的掌声。

旧剧团流传有“一招仙,吃遍天的说法。”可身怀一、两招绝技的演员,脑子里大多残留着旧社会“教会徒弟、饿死师付”的老观念。所以,新进团的学员想学到好功夫、真本事,一是要勤学苦练,二是要学会“偷戏”。所谓“偷戏”,就是在身怀绝技的老演员在台上亮绝活时,你得悄悄站在幕条后偷偷看,认真瞧。再就是借跑龙套时不转眼珠地看。这两种学戏方法,都得是那些有志气、又有心计的人才能做得到的。

我是1959年从乡村小学考进县剧团的。在乡下,别说演戏啦,就连看戏的机会都很少。缘于1958年大跃进时学校总停课帮农。无奈中,才和同学结伴去县里考剧团。在接到录取通知单后,我两眼一摸黑地走进了县剧团。

县剧团条件特差,春夏秋冬、无论刮风下雨,大家都是在户外土地上练功。不管多远的路,都是背着铺盖卷走乡串镇的去演出。团领导恨不得小学员一进团就能演戏赚钱。所以催的很急,老师抓的更紧。不管晚场戏啥时候散场,早上六点钟必须起来练功、喊嗓、吊弦,搞的我们刚进团的小学员疲惫至极,站在舞台上都能睡得着。记得有天晚场戏演的是《三哭殿》,因为那场戏长,站在后面的龙套,竟无一例外地走进了梦乡。演出结束后,舞台上睡觉的小学员好一顿挨批。

一年后,省民政厅豫剧团到县上招生,团领导让我们这些还不会演戏的小学员去考。去了十几个人,只有我与另一位小学员考上了。

一到省城郑州,特别是一进剧团练功场,便大吃了一惊,啊!省上的条件这么好,练功在房子里,地上还铺着地毯!到下面演出还有汽车坐!
调省剧团不到一年,1960年的夏天,团里既不排练也不演出的整天学习:全国一盘棋,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难的革命精神。唱的也都是:“哪里坚苦到哪里去,哪里需要哪安家”之类的歌曲。

经过两个来月的政治学习后,河南省民政厅的领导,敲锣打鼓地把我们全团送上支援边强建设的火车,我们来到青海省省府西宁市。
当然,我们团的名字,也由“河南省民政厅豫剧团”,改为“青海省西宁市少年豫剧团”。那时的青海省西宁市,既偏辟又落后,加上又处于“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正长身体的我们,在半饥半饱中坚持练功、排练、演出中,走到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之中!

颇显偏僻落后的青海省,仿佛什么事都要落后内地大城市一步。北京等许多大城市早巳轰轰烈烈地“革命”起来啦,青海省才逐渐燃起:兴无灭资、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雄雄烈火!说是革命烈火,现在回忆起来,纯属是一场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飓风邪火!
便是这场能致天翻地覆的飓风邪火,一烧起来,便势不可挡。在被封为“文艺旗手”的江青指示下,剧团也紧跟形势的组织一些批大毒草《海瑞罢官》”,批“三家村、燕山夜话”,批封资修、批三名三高,批本团走资本一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高潮。

文化程度只能简单的写写家书、抄抄剧词、记记唱腔的我们,在团长家长式的严格束缚中,很少接触外面的事情,对文革初期的印象更觉懵懂。突然看到大街上大学生们高举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横幅在西门口、大十字游行,满街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等。在感到非常震惊的同时,竟莫名其妙地滋生出一种新奇、兴奋之感。我们带着这种新奇、兴奋走上街头,看大字报、看传单、听他们造反有理的演讲!

局势变了,剧团在受到外界的影响中,也跟着起了很大的变化。早晨,剧团附近的小河边没人再喊嗓,排练场看不到演员练功,剧场外挂的那些写着主要演员名字的剧照和广告牌统统被摘了下来。各文艺团体的大院内也开始贴起了:“炮轰”、“火烧”、“油炸”、“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等字眼大字报,各剧团里的团长、导演及较著名的演员,也一夜间从天上坠落地上,变成了众人揪斗、批判的对象。

随着时事的发展,省京剧团揪出了“统制”剧团十几年的“戏霸”和坚持走白专道路的团长徐某某!省话剧团揪出了历次运动都跑不掉的“现行反革命”李某某!省民族歌舞团拉着头戴高帽子的团长、书记在大街上游行!市秦剧团、市歌剧团,市平弦剧团满院子贴的都是批团长、书记走白专道路的大字报。

市豫剧团算是晚了一步,大概是因为豫剧团演员年龄普遍比其它团年龄小的原因。可,对我们管束特严的团长和支部书记早巳吓得不再管事。剧团既不演出,也不排练。我们一下子便放了羊。被放了羊的我们好高兴,自由自在地在大街上看大字报、看传单、听两派大学生声嘶力谒地争吵、辩论。电影院里看党报上点名批判的头号大毒草《海瑞罢官》、《武训传》等。看把封面设计成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的小说《欧阳海之歌》。

青海看似比内地城市稍晚一步,但真正动起来,声势一点不比内地城市小。随着几所大学和许多任务厂的造反举动及各文艺团体的“革命”行动,豫剧团内以办公室副主任梁某某为主,纠集平时对团长、书记有意见的十几个演、职员,连夜赶写大字报。第二天一起床我们看到团长、支部书记房门前及院子里,贴满了打倒他们的大字报!

与此同时,他们还向当时不理解、感觉迷茫、既没写大字报,也没任何表示、还持观望态度的演、职员发起了猛烈进攻:大字报上还写着:“打倒逍遥派!打倒观望派,誓与铁杆保皇派血战到底!”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一定要把反动透顶、只排、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疯狂抵制革命现代戏的反动团长荆某某,孟某某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随着骤风暴雨般的时局发展,全省造反派成立了八一八造反司令部和毛泽东思想捍卫队两大派组织了。省市文艺界也毫不迟疑地跟着成立了红宣兵和红艺兵战斗队。八一八造反司令部及毛泽东思想捍卫队是对立的。红宣兵战斗队和红艺兵战斗队也是对立的。双方都称自己是紧跟伟大领袖造反革命的,而对方是背弃伟大领袖保皇的。所以,为了显示自己是革命派,大家都在破四旧、立四新,狠批封、资、修。争抢揪斗走资派上下功夫。

省京剧团的红宣兵首先发起了兴无灭资、破旧立新、彻底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决裂的大举动,他们抱着舞台上演出穿的行头,抱着演武戏用的枪、刀、剑、戟,押解着本团揪出来的“走资派”及所谓三名三高较著名的演员,声势浩大地来到市中心的大十字。
文革一开始,一向颇为宁静的大十字,一下子便热闹了起来。看大字报的、散发传单的,两派各持己见辩论的,拉着本单位揪出来的“牛鬼蛇神”游街的、看热闹的,人来人往,热闹非常。

京剧团在省市文艺界中,好象总是以老大哥的形象自居,文革中造反更是走在省市其它剧团的前头。他们来到大十字占据了中心地段,把从团里抱出的古装戏服和刀枪把子堆在一起,让那些脖子上挂着“牛鬼蛇神”大牌子的团长和团内较有名气的演员站在周围,敲着锣大声呼喊着:“我们有罪,我们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共产党,我们是封资修的总代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代言人!

“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大旗,砸烂旧世界,誓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孝子贤孙决战到底,不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决不下战场!”呼声不断,口号振天!

“点火!”红宣兵负责人大声发出指令!

随着催战的锣声,点燃起的“革命”火烟,凶猛地吞食着价傎昂贵的戏装和刀、枪、把子!

锣在响,火在烧,“革命的造反者在呼叫”,围在四周观看的群众观看舞台演出般地鼓着掌,夜幕下的大十字,顿时变成了革命造反团向封、资、修,向走资派,向只专不红的剧团导演、向文艺界被造反队内定的“牛、鬼、蛇、神”及著名演员宣战的战场!

那天晚上,上千元的服装在大火中化为灰尽,武戏用的枪、刀、剑、戟变成烧火棍和敲打被揪出来人的武器。仅此一举,不仅点燃了祖国边远城市文艺界的“革命”烈火,而且拉开了各文艺团体数不胜数闹剧的序幕。

大十字街头的闹剧一旦拉开,便不可抑制地连续上演。红宣兵、红艺兵,烧戏装,砸行头、拉团长、给名演员戴高帽子、往地、富反坏右脖子上挂大牌子,把栓在一起的一双破鞋挂在女人脖子上游街,花样层出、种类繁多的“革命”行动,随着锣声鼓声打杀声,声声震耳。批判斗争骂娘话,句句惊心!在地处大西北偏远的古城西宁,风起云涌般地一幕幕上演着!

剧团巳无人练功,更听不到吊嗓,打倒的团长、导演巳没权排练。被夺了权的上级更不会下达演出任务。每天除了两派谁是革命造反派、谁是保皇派的辩论外,便是到大街上看大字报,写批判文章,抓走资派游街,开批斗团长、导演、著名演员的批斗会。

两派组织互不相让,即便是没有参加两派组织的演职员,也不敢喊嗓吊弦,怕被他们扣上“逍遥派”和“只专不红”的帽子。

我在团内演戏比较多,嗓子音质虽好,可一到冬天,由于高原寒冷缺氧,鼻炎屡屡发作,久治不愈。因此,我向市卫生局提出赴陕西西安医院医治的申请。当时正是革命大串连时期,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大表哥串连到西宁。时值我申请西安疗病的申请批下来,便跟随大表哥一起去西安治病。

有人说文革中的人都是傻子,也有人说文革中的人都患了魔症变成了疯子。还有人说那时候的人都头脑简单、单纯,太少主见、太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现在回忆起来,我认为,那个时代的人,不是头脑简单,也不是太缺少主见,更不是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而是与长期生活环境及所接受的思想教育有着直接的关系!那个时代人们听不到收音机、看不到电视,再加上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三、六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全国人民等于生活在一个层层被封锁、事事被紧闭的固定模式里。长期接受着独此一种冲脑、洗脑式的教育,再加上多年一贯制的规章制度的制约、紧固和束缚,把人们全都变成了旧时代里了小脚的女人,不敢越雷池半步。

文革的骤然崩发,就如黄河堤霸堵截的洪水一般,一旦有人在多年的堤霸上放一牧能量极大的炸弹,河水便会如奔驣的野马一样四散狂奔!

那时便是这样,看了几十张大字报,听了几次先被发动起来的红卫兵的演讲,批叛几次所谓的牛鬼蛇神、走资派,再加伟大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时那么一挥手,一声“人民万岁、向革命小将学习”的高呼,不仅把全广场内外的大学生们喊迷糊了,而且把全国、全民都喊迷糊啦!全国的工、农、兵、学、商个个象打了鸡血似的兴奋了起来、武装了起来,毫不客气地把自己放在了能救国、民于危难、保护伟大领袖的位子之上。

中国巳到了危急关头,走资派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要背弃伟大领袖!常言讲:救国救民,匹夫有责。天巳降大任于斯,一种舍我启谁的革命重任,似乎巳落在每一个国民的肩上,要保卫伟大领袖、保卫无产阶级政权的天职,武装、激历着每个人的头脑。

于是,人们颠狂了,不顾一切地、全身心地投入到救国民于危难、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打倒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保卫伟大领袖的人海战争的史无前例之中。

天安门城楼的红墙上,贴满了炮轰国家副主席刘少奇、朱德委员长等国家领导人的大字报。原由是他们企图分裂党、分裂无产阶级专政、颠覆伟大领袖的政权。

北京体育场内,把一向没人敢融碰的彭、罗、陆、杨及其夫人一起拉上台批斗!

文艺界更甚,许多诸名的电影演员被打倒,京剧界诸多名家遭批斗。数一数,豫剧名家常香玉被剃了阴阳头站在雨中挨批判!因怀疑黄梅戏名演员严凤英藏有与国外反动组织联络的密电码,被拉到医院剖腹挖心!评剧演员新凤霞在车轮式的批斗一头栽倒在地。还有数不胜数的名家被逼自杀,说不尽道不完的人被整的家破人亡!文革过后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历次运动中发动群众,最全面、最彻底的一次运动。”

上至六、七十岁的老太太,下至十一二岁的小孩子,全国的工、农、兵、学、商,无一例外地全被发动起来投进这场史无前例之中!为了观点的不同,桌上吃饭的一家人便不顾亲情地摔碟子砸碗。为了关点相背,多年的好夫妻竟闹到法院要离婚。同样为了关点的不一致,多年的朋友会相互揭发、相互争斗。甚至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妻子揭发丈夫,子女批斗老子的事件!

而那时候的我,为了连自己都说不清楚、闹不明白的关点,正在西安医病的我也在治病之余,去闹的最红火的西安交大、省师大等院校看大字报,参加万人批斗西北局书记刘澜涛等人的批斗会。

什么都不懂的我,竟自不量力的与福建串连学生大“谈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及承接保护领袖”的伟大史命!现在想起来,觉得那时自己很幼稚、很可笑。可那时就是那样。一接到红宣兵约我进京串联的电报,便毫不犹预的放弃费了多少周折才申请到赴省外就医的机会,毅然决然地登上了北上的火车!

那时,全国巳经大乱,由于乘坐的是西宁至北京的始发车,省市几个文艺团体的红宣兵们,不仅都没买票。而且几乎占居了整个车厢的所有卧铺。火车走走停停,每到一个站,要往车上挤的人人山人海。尽管车上的人挤的想蹲都蹲不下去,可等候在站台上、脸上写着焦燥的人群,还拼着命往车上挤。火车如一艘载满沙丁鱼似的货轮,不堪重复地缓慢爬行着。至于晚点,在那个时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到北京后,我们近百人的大队伍落脚在中央戏剧学院,那时的中央戏剧学院,既不再上课,也不见有人看书。看到最多的,是持不同观点的他们端着饭碗在大食堂内吵架、各持己见的辩论及相互攻击、争吵、漫骂,把个中国戏剧界最高学府闹的人仰马翻、乌烟彰气!
(本期未完,下期继续)








































 

 

特殊年代里全国的人们都跟疯了一样

文革开始时我还在少年剧团当演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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