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邱秋简历】
       
邱秋,1944年出生于中国武汉。1968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同年被分配到部队军垦农场劳动锻炼。1970年三月再次分配到湖北省郧西县深山里任教。1975年调回武汉,先后在高中和教师进修学校做教员。期间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1984年应聘到珠海特区做公务员,1987年调入珠海轻工业局做销售公司经理。1989年外派到澳门任合资公司副总经理。1995年辞职下海。2006年出版长篇小说《商海梦》,2010年来美定居。

《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一九六八年九月,红卫兵运动已近尾声。武汉的街头,到处可见红卫兵们刷出的大标语:“倒旗散伙,上山下乡”。

作为红卫兵中坚力量的大学生开始分配了。六八年九月对一九六七届大学毕业生的分配有一项特殊的政策,即是所有的毕业生不得留在县级以上的城市工作,一律要到农村去、到基层去。部分毕业生可以到解放军去学习锻炼。

我们那个班入校时是三十一人,毕业时只有三十人,大一的时候,女同学中漂亮文静的丁筱萍,在就读后不久就投江自尽了。这三十人中,有五人报名去部队锻炼,全部获得批准。至于报名去部队锻炼的原因,绝没有那么冠冕堂皇,因为不允许到城市,我们这些在城市长大不愿到农村去的人很自然地就想到先去部队,一、两年后或许会有二次分配的机会。所以我们班报名去部队的五人,清一色是家在武汉的同学。

那年九月的一天,我们乘解放军的卡车,来到了汉川县脉旺镇的邱家台村。沉湖方圆300余平方公里,地跨湖北省汉川和天门两县。区内并没有波光帆影,他只是大片的沼泽。只有雨水丰沛的时节才会出现湖水。沼泽内的农民因为要避水灾,每个村子都建成台地,我们驻的邱家台就是湖区的小村之一。

到部队锻炼要吃苦,我们精神上是有准备的,但到了所谓军垦农场以后才发现我们其实是一批被送来改造的知识分子。发给我们的军装是部队换下来的旧军服,扣子大部分已经缺失,领章帽徽一律没有,集合的时候更像是在军队里犯罪被军事法庭送来农场改造的犯人。

我们被编成三个分队,一、三分队是男学生、二分队是女学生。副排长以下任命学生积极分子担任,排长以上由军人担任。我分在一排二班,排长是一个只有十九岁的小战士。我们背地里都叫他“小排长”。

小排长虽然只有十九岁,确已经是两届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了。他一脸稚气、满面红光。上任第一天,他集合我们训话,声明部队对我们的三不准。当他大声地宣布“不准谈亦爱”时,我们一帮人楞了好一会,当我们终于明白他说的是“不准谈恋爱”的时候我们笑得都弯下腰去。小排长脸憋得通红,可能已经意识到他说错了什么,但为了保持他作为改造者的尊严,仍然大声训斥,“笑什么?笑什么?不许笑!”

小排长其实挺可怜的,他是呆在最基层的小军官,是我们用以改造自己的标兵模范,所以他当然地得树立模范形象,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在后来沉湖的沉重劳动中,他确实吃了不少苦头。

我们的另一个标兵模范是连指导员。他也是师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白白净净的脸,高高瘦瘦的个子,看来是个白面书生。到邱家台不久,他为了教育我们,决定要吃一次忆苦餐。

沉湖一带的农村,过去也是常常招灾的地方,但是农民在灾害之年吃的是湖里的莲藕、菱角、小鱼、小虾。所以我以为这一次一定可以吃到湖中清味了。谁知指导员自己制造了一道忆苦餐,他派司务长到粮库去买了发霉的粗糠来,蒸了一大锅霉气刺鼻的粗糠团子。傍晚十分,他把全连一百多号人集合在邱家台的打谷场里,每人发了两个拳头大的糠团。然后开始发表回忆往日苦的演说。

指导员的演讲始终如一地干瘪枯燥苍白,谢天谢地他喜欢发表漫长的演说。当他演说完毕号令开饭的时候,红日已经西沉,夜影已经漫上天空。

我咬下第一口糠团,那刺人的霉气就直扑口鼻,一直冲到胃里,我赶紧捂住口鼻,拼命抑制自己要呕吐的反射,又不敢把糠吐出来,又无法把它吞进去,天呐,那真是我人生当中最难吃食物。

我悄悄望望大家,所有人都低着头,假装在认真品味过去的苦。实际他们肯定在想如何度过现时的困境。我慢慢挪到场边的树丛旁,趁黑分两次把霉糠投近了树丛中。我估计,许多人都和我一样采取了这种革命行动。只有指导员,他蹲在我们队伍的中央,带头啃他自己设计的苦果,他是没法子扔东西的。

第二天上午指导员安排开班会座谈吃忆苦餐的体会,我们班一个外语系学俄语的学员说他昨天开始吃的时候感到一股霉味,后来他想到了旧社会的苦,感到受到了教育,就越吃越香甜了云云。我坐在他的对面,真想一口吐沫吐到他脸上,中国真有这样无耻的读书人,我们的民族如何能直得起腰杆呢。

我们指导员的另一个忠于革命事业的故事是他的两次恋爱经历。

第一次是他家里为他在老家找了一个小学教员,见过面之后,女子写信给他说很想念。他回信批评女子是资产阶级情调要好好改造思想。女子大约怕嫁给他以后天天要改造,吹了。

第二次又给介绍一个,女子要请假来部队看他,他又批评人家是小资产阶级。又吹了。那年他已经32岁,还没有对象。团政委替他着急,忽然想把二分队一个女学员,同为学习毛著积极分子的大学生介绍给他。

消息传出,军垦队伍即时大哗,事缘一进农场就已经宣布不准我们谈“恋爱”,到了却把女大学生介绍给指导员。最后当然又没成。

指导员其实也挺可怜。他虽然比小排长休息得稍微多一点,但众目睽睽,他也是必须参加劳动的。我记得有一次连续加班加点,大家实在受不了的时候,不知由谁发起,全都坐在田头不干了,指导员一个人站在水里,默默地在那挥锹翻地,清鼻涕吊在鼻尖上也不知觉,叫人三十多年之后也难以忘怀。

军垦农场的干部,我比较喜欢的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连长,苏北人,矮矮墩墩的个子,说话绝无八股,做人也不做作。他有一个酒壶,铜制的。告诉我,里边有个机关,可以一半装酒、一半装水,在壶把手那里暗藏一个开关,碰到酒量太大的,就可以从壶里倒出酒来给对方,自己喝水。他一边说一边笑,谁见到他也不会想这是来改造我们的人。

他厉害起来也怪吓人的。住在邱家台的时候,好象是三排的一个学员和房东家的姑娘四坛子(坛子在湖北荆州方言中是女孩的意思)谈起了恋爱。四坛子的确美丽,高挑的个子,长辫子一直拖到膝盖,走起路来风摆柳似的,可惜家里给他定了娃娃亲。

娃娃亲从小在农历节气都会收婆家的礼,女方如果退亲就要先退礼,四坛子家绝无钱可退,因此也坚决反对四坛子的自由。弄到连队知道以后,我们分队在一个晚上集合,连长训话,很坚决地说:“XXX,如果你敢再违反部队的纪律,我就关你的禁闭!”

连长的训示很有军人的气魄,我很欣赏;但我也很同情我的同学和四坛子的爱情。他们相爱,他们应该成正果,但是老天爷无情,后来还是分开了。但连长训示的那个晚上,正当连长讲话的时候,四坛子忽然昂着头、挺着胸,目不斜视的从我们的队伍前走过,像是示威、又像是给她的爱人打气。总之,那个乡下女孩的勇气和品格深深征服了我,我要是那个男孩,我一定会为她去关禁闭、为她去坐班房,可惜我的同学没有,他退缩了。没劲!

我们团的政委姓梅,一个知识分子出身军人。口才很好,也很能体会我们这帮青年学生的心境。

记得到农场一年多以后,有一次梅政委作报告,下面有人递条子,问我们来农场锻炼一年多了,现在我们究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梅政委回答说,“你们来农场锻炼,表现非常好,依我看,你们就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家热烈鼓掌。

现在想起来,的确很好笑,我们这些大学毕业的学生那时候真是幼稚之极,且不说知识分子到底有没有阶级,就是有,梅政委也没有那个权利来为我们划线。所以梅政委说的是“依我看”,不是毛主席指示,是作不得数的。只是比起其他干部,梅政委显然人性化一些。

最可笑的是二分队连长。

女生连一个多月住在农民家里,没法洗澡。女孩子们通过学生干部反映到连长那里。他表示知道了。一日晚饭后他集合连队,带领女学生们到小河边,号令曰:解散!洗澡!

他自己则转身离开了。十月下旬,河水冰凉,且身在野外,女生只有望着河水发呆。

邱家台的生活只有三个月,我们又奉命改住天门县干驿区,此一去破冰开湖,围垦造田,虽隔三十余年,提此仍然心寒。

在邱家台帮农民摘完棉花,已经是金秋十月了。一道命令下来,要我们迁到天门县马湾公社。大家收拾行装,即时上路。

我们连被安排住在一个名叫“袁家大湾”的村子,我们班十一个人住在一个独身的农民家里。屋主只有一只眼睛,他在一九四九年前被抓过壮丁,当过国民政府的兵。淮海战役的时候被“解放”过来。

据他说,淮海战役的时候,他刚被抓上战场,吓的要命,炮火一响,他只敢把头埋在战壕里,把枪放在头上乱放一阵,但还是被打瞎了一只眼睛,糊里糊涂就做了俘虏。回家后,他分了地,当然,这些地后来又都收归国有。

他的房子是明三暗四的格局,我们班占了左边两间厢房。

虽然名曰军垦农场,实际上农场并没有自己的土地 。围湖造田就是我们这帮大学生的使命。

时已初冬,北风凛冽,寒霜漫野,我们开始了可怕的劳动。前面说过沉湖实际上是一片泽国,湖面基本没有湖水,但人一走进去,立即陷入齐大腿深的泥沼里,部队发给我们的是浅帮的旧军鞋,踏进泥里就拔不出来。唯一的方法就是不穿鞋,将旧军裤外面打上裹腿,赤足咬紧牙关踩进泥沼里去。首先要在围垦的区域外围筑起一道围堰,然后再在中间修筑排水沟渠,把水排出去,造成田地。

沼泽里到处都是野菱角刺和残破的蚌壳,一脚踩下去光脚板就扎出血来,寒天冷冻,我们每人一只铁锨,到湖边刚脱下胶鞋的时候还知道疼痛,一会儿就没有知觉了。我们一锹一锹的把稀泥挖起来堆成堤坝。可是稀泥软趴趴的,一会儿又顺着堤往下溜。

这个时候农村出身且在江汉平原上干过农活的人就显出本事了。他们能把稀泥切成一片片面包片似的小块,轻轻松松就把它门一片片摔到堤顶上。而且大多时候它们能粘在一起不往下滑,我们这些在城里长大的学生就不行了,好不容易弄出一锹泥举上去,眼看着它又滑下来,身上的痛、心中的痛就没法说了。

这里不讲读书成绩、不谈文化情趣,一切已经恢复到冷兵器时代,力大为王,可怜我等原来舞文弄墨之辈,如今只有俯首称臣。

一个冬天过去,我的关节炎就得上了身。男生连队如此,女生连队也如此,一冬下来,据说妇科病已经是百分之百。

大战一冬的结果,几千亩湿地变成了良田,正在庆幸之际,忽然传来消息,说某领导乘直升机到沉湖上空巡视,发现下面新开的田地不够规整,没有形成棋盘格似的田野,必须重来。

如是,重来。

春天的时候湖中有水,蚂蝗也开始出动,泥土更难砌堤。为赶进度,我们必须整天站在泥水里工作,午饭由炊事班用木船推送进来。一人一只大馒头,一班一钵黄酱。

记得有一天,馒头和黄酱送进我们班的时候,一钵酱翻倒在泥堆上,我们一个班,每个人黑黢黢的泥手也无处洗,就拿着馒头在泥堆上蘸酱吃,吃完马上还要去干活,要不会冻晕过去。

棋盘格的田造出来,接着就插秧,时间实在是太紧,从早到晚,没日没夜,星期天也难休息。

有一天正在田里干活,突然下起了雷暴。江汉平原的雷暴怪吓人的,乌云压得很低,暴起的惊雷就在头顶上轰鸣,一道道闪电金箭一样地射下来随时要人性命。

学生干部请示是否收工回营,指导员不允,下令继续。那情景实在可怕,狂风、箭雨、电闪、雷鸣,雨雾中的一群学生显得那样渺小、无力、无助。不知是谁,突然唱起了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一人起头,所有的人都唱起来,在风雨中、在雷鸣中,这声音和着风雷滚动,传得很远很远。

指导员下令收工,回来以后说要追查带头唱歌的人,但那是《国际歌》,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斗之歌啊。终于没法追查,像没有发生这回事一样,听说是梅政委制止了追查。

一九六九年的夏天,大雨连月不断,洪水眼看要淹没新造的土地,我们日夜都在巡查堤防,那个时候我才体验到人真的劳累以后是什么状况。
都说累了可以睡个好觉,其实劳累过度躺下去的时候人是在一种半睡眠状态的,人像是漂浮起来,睡在云端里,睡不踏实也清醒不过来。

我们班有一次在堤上巡夜,天下着大雨,我们每人披着一件旧军用雨衣,走到一个屋顶破露,四壁无席的工棚里,实在累的不行,班长说,“就在这睡一下吧”,大家什么也不顾,把雨衣一裹,全都躺到了泥浆里,几分钟时间全都“飘”了过去。

就在这个夏天,我的非常要好的同学朴世平在农场去世了。

朴世平长得很英俊,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小帅哥,武汉市十中毕业的,当年是学校的乒乓球冠军,身体一直挺好的。突然就高烧了,住在团卫生队里。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还在一个篾席棚里住着,也没怎么治。说是感冒,40度了,也没有吊针。

第二天不行了,才派了一架卡车往军区医院送,到天门县城已经不行了,车头一转进了县人民医院,医生一看,说“这是流行性脑炎嘛,怎么当感冒治”。送院太晚,来不及救治了。

我心里痛啊,一个年轻的生命、一个单纯的青年,就这样死去。很多同学义愤填膺,说要我在他的追悼会上发言,可是能说什么呢?在那文革黑云压城的日子里,而且最后也没有开追悼会。

朴世平的遗体运回武汉的时候,团部说给他在天门买一副最好的棺木,同学们为他挑了当时棺木店最好的棺木。可是到了武汉的坟地,说是不许土葬只能火葬,在坟地把棺木劈开,遗体拿出来送火葬场烧了才下葬。幸亏他的母亲没到现场,否则要哭死。

朴世平父亲早亡,他是他母亲的独子,母亲幸辛苦苦把他养大成人,怎么会想到儿子遭遇如此结局。

我未奉派参与处理后事,也没有见到他的母亲,大学时代,我和扑世平是好朋友,认识他的母亲,真要我去,我也不知如何面对。他的母亲和我的母亲命运相似,都是年轻时守寡把孩子养大。那是她的命啊,她怎么受得了啊

我主动报名去军垦农场锻炼的原因除了希望过一年半载能有一次重新分配的机会以外,还因为我那时的女友和我不在一个系,很难分配到一起,只有军垦农场这个选择可以使我们暂时呆在一起,等待第二次机会。

来农场之前,我们到区政府的婚姻登记处去做了登记,准备休假的时候回武汉来举行婚礼。

一到农场,我分到一分队,她分到二分队,而且,小排长宣布的第二条纪律就是“已结婚者不许同居”。

我的妻子长身细腰,外加腰椎间盘突出,那种强度的劳动她根本受不了。春天的时候插秧,因为腰疼,她只能跪在水田里插。但干部却批评她“资产阶级娇小姐”。她受不了,每有休息的机会她都找我诉苦。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只能劝她熬下去。

“在西伯利亚矿坑的底层,望你们保持高傲与忍耐的榜样”,我常常在心中默念那首普希金的诗歌。

有一个星期天,她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她说:“我要跑!”我吓了一跳,在那样严酷的政治环境下,逃跑实在是一件不敢想象的大逆不道的事,后果可能极为严重。

“不行!这是军队,你往哪跑?”我说。

“我跑回老家去,大不了我不要这份工作了。”她说。

“你糊涂,哪有那么简单。你的工作、你的户口、你的一切都被掌握着,你能跑到哪里去。”

第二个星期天,她约我坐在村外的堤埂上。“我实在受不了了,我不行了。”她哭。

一个男人,看着自己的女人受苦却没法帮她,我心悲愤,但我仍然坚持,不能跑。

“写封信给你妈妈,要你家拍份电报来,说你妈病重,你请假探亲,然后超假,休息一段时间再来。”我说。

一个星期以后,电报从开封发来了。“母病重,速回。”可是二分队的领导不给假,理由是春耕正忙。

第二个星期,又来了一份电报:“母病危,速归。”二分队照样不准假。理由是“你需要锻炼”。

三天以后来的那份电报更急:“母危望能见你一面”。二分队的连长铁了心,就是死了也不给假。

周六,她找到了我,我内心虽然对那位连长如此没有人味,万分恼火,我还是说,忍忍吧,怎么办呢?

“可是我母亲不行了。”

“那不是我们设计的吗?”

“来了三份电报,如果是真的呢?”我无语。

“我要跑了,你看着办吧?”她说。

“明天是个星期天,你对班里的人说你到镇里给你妈寄点东西,我悄悄到马湾镇和你会合,送你到县城,就住在县城我一个朋友那里。星期一早上你搭头班车走。注意了,千万不能说我和你在一起。”

星期天我们依计行事,把她安顿好以后我赶紧赶回了驻地。

星期一,女生分队有人逃跑的消息迅速传开了。我装着什么也不知道,继续干我的活。下午收工以后,连部的通讯员来了。

“场部梅政委要你去一趟。”我洗洗手,去了。

找到梅政委,我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梅政委,您找我?”

梅政委半天不吭声,审视我。我又一副糊涂像望着他。

“你爱人跑了,你送她的吗?”他突然发起攻击。

我瞪大眼睛,“你说什么?她跑了?”

“她跑了,是你送她走的,二分队要找你要人,你知不知道?”

“政委,我们一到部队就宣布了夫妻不许同居的命令。她到二分队,我到一分队,现在她不见了,我还没找二分队要人,你们倒找我要人,这是什么道理?她到底怎么了?”

梅政委望着我,语气温和下来。“你坐,她母亲有病,请假没准,可能是跑回家了。”

“我一直说部队会准假的,等一等等一等。还是走了。她是怕见不到他妈妈了。”我坐下来,发呆。

“你先回去吧,我们了解了情况再告诉你。”我无语,呆呆地走出梅政委的房间。心里想,这会儿,她该登上了开往开封的列车了吧,总算能喘息一下了。

全农场开始进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教育。但妻子并没有成为头号批判对象,依我后来从事工作的经验,我想二分队的领导可能是真正的倒霉者。学员逃跑的事肯定要上报,追查责任,这一心整人的二连长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她出走一个多月,没有音信。我呢,提心吊胆,不知道未来在哪里。

差不多两个月吧,梅政委又找我:“小X”,他很亲切,“给你个任务。”

“什么任务?”

“我给你半个月的假,你去把你爱人找回来。”

“可是我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你能找到的。”

“她可能害怕回来会受批判。”

“批评是要的,其它她就不要担心了。”

“那我和她就这么说,说是你亲口说的?”

“你是个很聪明的人,”梅政委笑笑说,“可是你会受到她的连累,我是说将来。”我抬头看政委,政委眼里没恶意。

“我知道,”我说,“可她已经是我妻子。”

梅政委站起身,拍拍我肩膀,“去吧,去把她找回来。叫她不要担心。”

半个月后,我和她一起回到了沉湖。开了班会,作了检查,警告处分。听说离我们不远的另一个农场也有一个学员逃跑,不知道后来怎么处理的。

秋天我们获得了丰收。我并没有怎么样高兴。我不知道未来,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把几十万大学生放在军垦农场?我们每个人得发四十二元的工资,还有伙食费、管理费,如果说改造思想,我想那只能是让所有参与改造的人产生了更多的疑问。但是,什么时候决策人才会体察到自己的错误呢?决策者活着的时候是没人敢说的。

如是我们的青春……

一九七零年的春节快要来临了。大家都在想,春节的时候可以回去休息一阵,也可以和家人团聚。可是从上面来的命令是春节不放假,继续锻炼。我们这个排被派到离农场几十里路的天门县小板区河边搬运红砖,任务是从船上卸下红砖装车运去农场。

天,你得知道这是非常让人羡慕的工作,因为可以不用赤着脚破冰下湖了。虽然北风凛冽、虽然雪花飘飘,站在河边从木船上卸砖被北风吹得干裂了嘴唇,但今天的你只要在冬天试着赤脚接触一下地面(就别说烂泥和菱角刺了)你就会知道我们有这样一份工作,心里是多么高兴。

因为学校放寒假,我们住在小板河边的一所小学里,教室是我们的宿舍。不知道为什么,教室屋顶的瓦盖得非常稀松,大雪天气,早晨起来,被子上盖着一层薄薄的雪花。教室正面墙壁的中央贴着毛主席的画像,每天早上六点一起床,先抖去雪花,接着向画像早请示。

程序是小排长领头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然后我们握着毛主席语录紧接住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小排长喊:“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

我们喊:“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再然后小排长选读一段毛主席语录,早请示结束。

我常常想,毛主席他老人家是晚上工作,凌晨休息的,全国人民这样会不会吵了他老人家的瞌睡,可是没敢说。

听说沈阳全城已经改早请示为家家早上在门口跳忠字舞了,很想知道怎样跳,全城跳舞又是怎样的一种情景。当然后来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知道怎样跳了,无非是双手向上唱“敬爱的毛主席”,双手捧心唱“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想象一下全城几百万人挥手向上再双手捧心高唱“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是怎样一种滑稽的画面啊。

不过中国人很容易得健忘症,三十多年以后,重庆全城又开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了。

年三十的晚上,农场杀了猪,送来了猪肉。由我掌勺,做肉丝炒面。每个班两瓶酒。排里唯一的军人小排长回了厂部,大约是正规军人需要在一起过年吧。

我们的晚餐开始气氛还挺热烈。大家饮酒作乐。可是一会儿就不对了,不知是谁,第一个啜泣起来,然后是第二、第三……再然后,啜泣变成了嚎啕大哭,是醉了,是没有醉……弄不清。三十多个男人一起嚎啕大哭,这一辈子我是第一次见到,撕心裂肺、撕心裂肺……

全排只有我和付排长没有醉没有哭,扶了这个扶那个,劝了那个劝这个……

而且还有一件怪事,大家虽然大哭,但没有一个人会在哭声中诉说什么的,当我去扶住醉人的时候,他只会喊我的名字,决不倾诉他的心声。
我知道他们哭什么,大家也都知道自己和别人哭什么,他们在哭自己的青春、哭自己的生命、哭理想的破灭、哭中国……

黎明的时候非常安静,都睡着了。我拥着被靠在墙上,想着昨晚的哭声。

今天没有早请示,大年初一。

醒来以后大家都会重新保持沉默吧。
 

 

 

 

在军垦浓场受的苦过了几十年都难忘

六八年大学毕业我不得已当兵去了沉湖
 
                                                                  加州  邱秋